2020年12月31日20:30，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罗振宇“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如约而至。

罗胖曾发下大愿望：跨年演讲要连办二十年。今年是第六场，也是倒数第十五场。今年的演讲主题是——“长大以后”。

以下是跨年演讲精华版全文，与你分享。

第一部分：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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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谁都没说。因为我一定要把它带到2020年12月31号的这个晚上，在这里，讲给武汉人听。

你看，这里有一堆糖果，但这不是一堆普通的糖果。过去的很多年里，这堆糖果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展览馆里。它是一个艺术作品。创造这个作品的人，叫冈萨雷斯。

糖果的重量不多不少，正好是79.4公斤。这是他的爱人生前的体重。在人生最黯淡的时刻，艺术家冈萨雷斯，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的爱人。

糖果的周围，没有护栏。来参观的人，可以随意拿走一些做纪念，吃了也行，带走也行。

但是，每一天的展览结束，冈萨雷斯都会给这堆糖果重新称重，然后补齐被拿走的部分。就这样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这堆糖果的重量，始终是79.4公斤。

生命是那么甜蜜，就像糖果。但生命终会流逝，就像糖果总会被人拿走。

但最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爱他的人，总会让他一次次重生。

这个故事像极了过去一年间武汉人所经历的那些美好、流逝和重生，也见证了爱的力量。在这里，向你们，向1500万武汉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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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这一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慨，三个字：不容易。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能聚在这儿有多么的不容易。可是你们并不知道一个秘密：在此之前，我们为跨年演讲准备了一个后手，一个B计划。

在整个2020年的上半年，我的朋友们都在替我操心，如果到年底，大型场馆活动仍然不能开放，你的跨年演讲还办不办?怎么办?是不是一个人拿一手机直播就算了?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办，肯定得办，而且肯定还是在体育馆里办。哪怕我一个人面对空无一人的体育馆讲完全场，也要办。因为今年我们太需要一点确定性了。

我们同事说，为了避免我一个人站在场里太孤独、太悲壮，可以在现场每个座位上摆一棵金橘树。

连这些树的名字都起好了，去年我们不是说了一个词，叫“躬身入局”吗?这些金橘树，就叫“躬身入局橘”。

还好，今天还是有些人能来到这里，不是金橘树。欢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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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有多少个时刻，我们不得不去设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我们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压力测试，什么叫留后手，什么叫底线思维。

我们想不到，我们买一只口罩都曾经那么难。

华为想不到，有人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买一颗芯片都那么难。留学海外的孩子想不到，回一趟家居然那么难。

家长想不到，今年的整整一个学期，孩子去学校上个学居然会那么难。

中国的电影院想不到，开个门会那么难。他们更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还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票房市场。

日本人想不到，这个夏天会那么难。2020年东京奥运会居然要推迟到2021年，而且可能还叫2020东京奥运会。这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多么魔幻的一次。

美国人巴菲特想不到，炒个股会那么难，活了89年，遇上了美股10天4次熔断。

过去这一年，这张见证历史的清单，我们还可以列很长。

世界从此不一样了。今年，我们无数次凝视深渊，也无数次被深渊凝视。

我下面这段话，不带任何情绪，但是今天开场，必须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2020年中国人感受到的一重很重要的事实——

这40多年来，他们说全球化好，那我们就改革开放，一步步拥抱全球化。然后，他们说要脱钩。

他们说要产业升级，我们以世界工厂的姿态承接了那些转出的产能。然后，他们说我们抢了他们的工作。

他们说中国人不创新，老跟在他们后面学，我们努力了很久，真创新了。然后，他们说我们有威胁，不卖芯片给我们。

这就好比，他们三缺一，叫我去陪他们打麻将，我认认真真打，也就刚和了两把，他们说他们三个人就要改玩斗地主，又不让我上桌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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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实就四个字，我们拿来作为今年演讲的主题：

长大以后。

中国现在有多大?我们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53%的钢铁，57%的水泥，71%的彩电，76%的光伏板，78%的空调，86%的微波炉，88%的手机，90%的电脑。这么大的体量，确实很难让别人再用40年前的眼光来看我们。

长大以后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其实都有体验。

今天我在光谷，在武汉，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

整整30年前，1990年，父母送我来武汉上大学。就在距离我们演讲现场5公里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学校的招待所。

我爸告诉我：“明天你就要正式报到了，你就是大学生了。打明儿起，社会不再把你看成是孩子了。今天，你说错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出面，说一句孩子还小，不懂事。明天，你成了大学生了，你说错了话，那你就是说错了，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负责。”

当时我同时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说不清什么理由的豪迈;另一种是很明显的恐慌。我还是那个我，但是别人对我的期待，对我的态度，一夜之间就完全不同了——原因只是因为长大。

过去我们常说，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很多问题把规模做大，自然就解决了。

但是，很多时候，规模也是问题的根源。

长大了，很多问题都是新的，我们要独自面对。2020年弥漫着一种情绪，就是觉得世界变了，此前的经验没用了。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说的：“旧的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

2020年很多人都熟悉这样的感受，就好像脚下一路走过来的跳板猛然被抽走，面前却是波涛万顷的汹涌大海。

我倒是觉得，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即使有了这样的2020年，不确定性在增加，但世界的确定性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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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一个投资人叫王益和。我辗转听到了他的故事。他筹到了一笔钱，想搞扶贫。方式很简单，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买了20万棵金丝楠木的树苗，免费送给四川深山里的农民，让他们种在房前屋后、山上路边。

金丝楠木是极其珍贵的木材，但是长得特别慢，需要几十年后才能成材。所以，过去只有人砍，没有人种，所以野生的金丝楠木现在非常罕见。

王益和把树苗免费送给村民，就一个条件，种下去后，短期内不许卖。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这么100棵，几十年后，怎么也值几十万。这就是村民的绿色银行了。更有意思的是，这几十年的时间，你该干嘛干嘛，不用为这些树操心。

听到这个故事，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的。这个世界上居然就有这种事，只要你肯等，而且不需要你多做什么，那个长期确定性的收益居然就有。

好了，我知道刚才讲的金丝楠木已经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个问题：咱得琢磨琢磨，是什么类型的事具有这样的特点?不用操心，时间越久，价值越大。

想来想去，还真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学校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益——而且时间越长就看得越清楚的那部分收益——是同学。

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上学。当时一看周围，一群灰头土脸的同学，十几岁的毛孩子，“谁的青春不迷茫”。

但是，毕业之后，将近30年，大家分头奋斗。突然有一天就发现，我的同学们都成长为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大家互相帮忙、守望相助的能力都在提高。

我的同学，他们的成就是他们的奋斗所得，但是我居然就能分享到他们成功带来的光芒，而且这件事还是确定的。当然我的奋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这个效应就用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熟悉的那个词来命名吧，就叫“时间的朋友效应”。

什么是“时间的朋友”?说白了，就是在时光里，我也在长，你也在长，咱们从一开始结下的那一点点缘分也在长。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大家分头努力，各自向好。这说的不就是同学的关系吗?

第二，我们彼此认同、守望相助。认同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一份子，这说的不就是母校吗?只要做到这两点，“时间的朋友效应“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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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朋友效应”随处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经常低估了我们身边的人，低估了这个时代人才的密度。

著名的索尔维会议合影，摄于1927年。这张照片里面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洛伦兹等等。

真有这样的时刻啊，这么多顶级的大脑，居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可以在一起开会，一起研究，一起争论，一起通信，好幸福啊。

其实，开会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的群体当中。

这才是身处大历史中的人真实的处境。

你身边其实充满了确定性，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它的样子。

还记得三十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学校骑自行车去磨山植物园。那是一次雨后，我一个人站在竹林里面，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也就是竹子拔节的声音。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生命生长，是有声音的。噼噼啪啪，喧闹得很，我知道，那是长大的声音。

第二部分：本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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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年，心里一直在搞一场辩论赛。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吗?

我的观点是，中国未来经济还会持续增长。我的反方--一个假想的怀疑主义者，说这事儿未必，有点看不清。

我坚信中国未来会好，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我心里那个反方，那个怀疑主义者，开始陈述他的理由：说中国规模大、人口多，可现在中国不也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不也在说人口红利没有了吗?

你怎么知道未来中国还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呢?你怎么知道中国未来会不会被印度代替呢?

我也很紧张，就请教了战略专家徐弃郁。徐弃郁老师给我看了一份智库报告。

这是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给美国人看的报告。这家智库成立于1981年，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上是公认的最权威的美国智库之一。

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2008-2018年这10年间，中国制造业份额总体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长，但确实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在向海外转移。

那印度接住了这部分转移的产能吗?没有。实际上，同期印度制造业增长的份额连1%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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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家很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几年，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前往印度建厂。在他们工厂里，有个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

咱们中国厂长赶紧提拔了他。结果出事了，底下人不仅不服管，还经常打骂领导。为什么?

原因咱们中国人可能想不到--种姓制度。这个印度小伙子是低种姓，而他的手下有高种姓，根本指挥不动。

见客户时，这个小伙子甚至不能进五星级酒店，不能和客户同桌吃饭，那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公司只好派他去分管一个边缘部门，但有些印度员工还是意见很大。最终这个小伙子只能黯然离开。

你看，能不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的问题，还有人的组织方式问题。印度的社会组织方式还没来得及现代化。

徐弃郁老师说，印度要放弃那些传统真的非常难，它缺乏把自己“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它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今年在他写作《变量3》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

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

何帆老师说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

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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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来看个例子。

联想的武汉工厂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武汉封城那天，这家工厂也停产了。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到了3月31号，这家工厂万人到岗，开动马力生产。

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有几点事实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第一，电子工厂招的工人，要能认识英文字母，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才能避免上错料;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

武汉封城期间，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厂长齐岳告诉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多年的积淀啊。

在全中国，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

第二，在疫情期间啊，招来这么多人，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在当时的武汉，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

但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找核酸试剂难，找护士难，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

齐岳厂长跟我感慨，在国外，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缺乏社会支持，寸步难行。

第三，在武汉，社区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区和工厂构成了一个没有缺环的防疫链条。

而联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厂，这一套就行不通。员工在工厂里戴着口罩，一出工厂门就把口罩摘了，工厂内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

那现在这家工厂怎么样了呢?我能告诉你的是，这家一万多人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至今，零感染;4月就实现100%满产;6月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不止这一家工厂，全武汉都这样。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单季打平，三季度强势转正，前三季度，武汉的GDP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排进了全国前10。

武汉正在从“风暴眼”变成“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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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处在其他节点的层层包裹当中。是一种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

下面，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一层一层来看这个网络的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层的小网络。中国城市的每个小区都被编织进了一个叫居委会的网络里。

我给你介绍一位居委会干部，这是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东湖新城社区的陶久娣。

疫情期间，她手里只有12个人，所在的社区却有12765个居民。

疫情期间，每天早上一睁眼，这些人吃饭、就医、因为憋在家里搞出来的心理问题等等，都是陶久娣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陶久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自己的网络。12个人忙不过来，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的39人，就可以调过来。

有72名志愿者也加入了她的网络。再不够呢?还有下沉干部。疫情期间，来了42人，都是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居委会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基层政府、派出所、周边商业设施等等。

中国像这样的居委会有多少个?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有109620个。还有和居委会同等功能的村委会，有533073个。

这些居委会和村委会是中国社会最小的组织。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个居委会、村委会都是这样运作的。

一个居委会，在疫情期间，能承担起这么大责任，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权力，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基层随时能看得到的节点。资源能汇聚到它那儿，也能分配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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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朋友，《读库》的创始人六哥张立宪，把库房搬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他经常跟我说，当地政府给他们的服务太好了。

但是请注意，这个“好”，并不是给钱、给地、给资源，而是利用当地的网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没有边界，但是给资源，那是有边界的。

2020年6月6号，读库新仓库在南通开业大吉。六哥特别喜欢6这个数字，凡事都得赶个6。

有人开玩笑说，南通开发区的服务这么好，不就是个牌儿吗?能不能帮个忙，发个话，把读库的2号库改成6号啊?

没想到，一直跑前跑后的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唐进华局长一下子就严肃了：“我怎么服务都行，但这个园区的产权不是开发区政府，是人家企业的。我得查一下合同，应该是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标牌管理，可不能胡来。”

六哥当着所有的客人，立即竖大拇指。你看，服务归服务，边界归边界。这是一个多么具体的例子，这就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样子。

过去我们总以为，政府是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拥有权力，在做资源分配。但其实，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地方政府更像是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他们不是在聚积资源分配的权力，而是在培养网络连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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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几个故事，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投资家李录给了我一个启发，那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李录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其实是“总部式服务”。

“总部式服务”什么意思?你就想，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想创办一家企业，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像一个企业的总部那样，为你提供土地、修桥造路、六通一平，组织劳动力，优化税收制度，甚至购买你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

而你需要做的呢?就是把你擅长的活儿干好，把业务做大，给当地多解决就业，多贡献税收。在中国做企业，没有一家是从零开始的，咱们都是在享受这个网络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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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开头提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过去我们提到中国的优势，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比如说规模大。

站在中国外部看中国，很容易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庞大的科层制管理体系，就像一张巨大的树状图。科长被处长管着，处长被局长管着，局长被部长管着。

但生活在中国，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是一张被组织起来的网络。这张网络规模庞大、层次丰富、密密匝匝，既有强度，又有弹性。这是我们这代中国人信心和底气的由来。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张对外开放的网络。我们是全球网络的枢纽。每年接入到咱们这个枢纽的，是10亿吨铁矿石、5亿吨原油、3亿吨煤。

而中国2019年向世界输出价值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7300亿美元的高新技术产品、1200亿美元的服装、540亿美元的家具、530多亿美元的钢材。

长大以后，中国拥有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规模，而且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网络。

我们中国人是这么想的：我干的事，我走的路，我要和很多人在一起，我要和伙伴在一起，我要和邻居在一起，我要和世界在一起。中国人跟全球所有人一样，希望经济发展，希望安居乐业。

如果你觉得网络这个词还有点过于新潮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句老话，2500年来，我们一直都相信这个四个字：吾道不孤。